历代封建王朝以黎族为“化外之民”，对他们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，特别是宋代以后，各种反动的“治黎”政策，更是一朝甚于一朝。在政治上实行所谓“羁縻政策”，制造民族压迫，挑起民族纠纷；在军事上实行野蛮的武力镇压和征讨；经济上实行强制的超经济剥削，致使黎族劳动人民痛苦不堪，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，无以为生。
     由于封建王朝及其官吏的横征暴敛，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激起了黎族人民多次强烈的反抗斗争。据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记载，从西汉设立珠崖、儋耳郡，到昭帝始元元年（公元前八六年）的二十多年间，大小的反抗斗争有六次之多。最大的一次是汉武帝末年（公元前八七年），“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，蛮不堪役，遂攻郡杀幸……”（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）黎族人民的强烈反抗，迫使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者“戒敕官吏毋贪珍赂”，以缓和黎民的反抗斗争。三国至隋唐，特别是唐代，封建王朝及其官吏和黎族中有权势的上层首领相互勾结，以“土贡”、“赋税”等方式，大量掠夺当地出产的名贵土特产品，同时强迫黎族人民入深山伐木造船远航。一些汉族地主豪强也从中“竭夷僚之膏血以自肥”，使黎族人民苦于赋税、贡品负担的繁重，大小官吏的苛索欺凌，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。于是，在唐乾封初年（公元六六六年至六六七年）爆发了黎族的反抗斗争，连琼州都被攻陷了。
     宋王朝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，采取了“以夷治夷”的政策，一是对黎族上层首领以官爵利禄收买，“籍其众所畏服者请于朝，假以一命，而岁与其禄”，通过他们来统治黎族人民。当时受王朝“封爵袭职”的黎族首领中，有被授以世袭“宜人”封号，成为琼州“三十六峒统领”。二是利用当时的地主武装，除在险隘处设立要塞派官军驻守外，还征派“乡军”、“土丁”、“寨丁”、“峒丁”等，即所谓“卒戍可省，民兵可用”，以加强对黎族人民的镇压和屠杀。元代统治者承袭宋代的措施，一方面对黎族实施残酷的武力镇压，在九十多年的统治中，大举“征黎”不下十次，武装镇压规模前所未见。甚至连偏僻的五指山中心地区都不能幸免。另一方面利用“归降”的黎族上层首领，封以官爵，授以实权，设立“黎兵万户府”，下辖“千户所”、“百户所”，万户以下者任用黎族“峒首”世袭其职，统率黎兵，兼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政，这样就加快了黎族内部的阶级分化，激起了黎族人民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。据文献记载，从宋神宗熙宁九年到元末近三百年内，黎民起义达十八次之多，起义地点几乎遍及整个海南岛。元代后期王马等人领导的黎族起义，参加人数达几万人之多，使大半个海南岛燃起了斗争的烈火，“黎乱（反抗斗争）终元之世”不绝，大大动摇了元朝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。
     从洪武六年（公元一三七三年）到崇祯十四年（公元一六四一年）的二百六十多年中，黎族人民的起义达三十多次，规模较大的有十四次。特别是弘治十四年（公元一五O一年）儋州七坊（今白沙县七坊区）符南蛇领导的黎族人民起义，声势最为浩大，起义军“刻箭传约，三州十县闻风响应”，起义队伍扩大到万余人。明王朝出动二万官军分五路进剿，起义军凭险奋战，歼灭官军三千余人，连陷儋州、昌化、感恩等州县，临高县城也“危在朝夕”。明王朝又慌忙调来“征瑶将军”毛锐，率领数省十万官军渡海镇压。由于力量悬殊，起义军经过一年的奋战，在弘治十五年（公元一五O二年）十二月被镇压下去，符南蛇也中箭身亡。嘉靖十八至二十七年（公元一五三五年至一五四八年）大规模的黎民起义再次爆发，其中万州鷓鸪啼峒（今琼中县和平区）、陵水及保亭县境内的黎族那红、那黄、陈那任等人领导的起义，崖县止强、石讼村（今乐东县志仲区）与古镇州（今东方县东方区）等地黎族那燕、那牵、符门钦等人为首的黎民起义，都被当时统治阶级称为震动一时的“大变”。到万历（公元一五七三年至 一六二O年）后期，又掀起了第三次黎民起义大高潮，崖州抱由、罗活（今乐东县抱由镇、三平区）的黎民起义，攻陷乐安营，围攻崖州城。连接不断的黎民起义，使封建统治阶级“岁无宁日”，不得不寻找新的治黎政策。但封建统治者不愿意作任何形式的改良，致使海瑞、韩俊、郑廷鹄提出的“开通十字路，设立州县。移民垦荒，设学教黎”等治黎措施没有被采纳。清王朝承袭明代一套老办法，一方面在五指山周围交通要道分设水尾营（今琼中县黎母山区）、乐安营（今乐东县抱由镇）、薄沙营（今白沙县牙叉区）、宝停营（今保亭县）、太平营（今琼中县湾岭区）等五处军事据点，使封建王朝的军事政治势力一直伸到偏远山区。另一方面在黎族上层首领中任命一批粮长，由粮长向黎族人民征收赋税转交给当地官府。封建官吏兵将们更是肆意勒收粮赋，“额粮一石，私收数倍，毒加骨髓，祸及鸡豚”，倘若稍有反抗，则“擅锁平民入营拷打”。黎族人民“财产尽于诛求，筋力困于差役”。加上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，激起黎民大规模的反抗，其激烈程度不下于明代。仅康熙元年（公元一六六二年）至道光末年（公元一八五O年）的一百多年间，黎民起义和黎汉人民联合起义就达十八次之多，其中尤以道光九年（公元一八二九年），崖州洋琳峒（今三亚市雅亮区）的黎亚鸡、张红须领导的起义规模最大，使“州兵不能御”，把前来镇压的官兵杀得大败而逃，连万州营千总周明清、崖州营纪委黄振强等均被打死。清王朝大为震怒，急忙把雷琼道以下的总兵、知府、知州等大小官员革职，并责令李鸿宾亲往雷州“督师”，增派大军，最后“?m扰三戟，糜饷亿万”，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。